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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沪“包邮区”千年“战疫”史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号:城市秘密

▲视频中的演讲者是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他让共产党员上一线的话语振奋民心、凝聚意识。这是他两年前的一节公开课,短短时间里没有一句废话,“并不是因为我们高尚,而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么一群焦虑的人”,静好岁月有人负重前行,动荡时间更有逆行者守护,“城秘”向所有奋战在一线的负重者和逆行者致敬,而我们这些普通人要做的事情只是出自一个常识。

“城秘”的网友们,你们都还好吗?因为新冠肺炎的肆虐,“城秘”的工作人员都乖乖在家隔离, 行动大受阻碍,我们只能隔着屏幕隔着口罩和大家讲故事了。

“城市秘密”讲的是城市里鲜为人知的往事和城市在这些事件里的生长过程,所以杭州有没有和瘟疫抗争的历史呢?杭州这座城市千百年来又是如何应激反应,创造出哪些相对先进的治疗方法和卫生制度呢?江浙沪挨得那么近,互相又是如何同气连枝面对大灾大疫,共渡时艰呢?这些在我们下面的文章里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城秘”的顾问章胜贤老师和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杭城收藏界的一位前辈老戴师傅曾经和他简述过杭城民国时期的一场瘟疫肆虐的状况。戴师傅说一年春夏交替时节,瘟疫肆虐,大街小巷倒毙的死尸横陈,没有人敢去收尸,只有政府派慈善机构用大板车整车整车地装运出城填埋。但是当时有些吃力气饭的人依旧在街头拉黄包车,聊海天,看上去没什么事。什么原因呢?老戴说,吃力气饭的人口味重,生姜、大蒜、洋葱头是“长下饭“,尤其吃大蒜头最灵光,百病不侵,是最廉价的灵丹妙药,谓“臭灵丹”。这个是不是让你们想到双黄连啊。病急乱投医,但凡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梳理了江浙沪千百年的“战疫”史后,更加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只要大家能熬,不要放弃,随着天气变化,药物到来,一切都会好的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这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第二次遭遇如此全国性的重大疫情。而部分上了岁数的江浙沪土著,可能对1988年上海地区爆发的、累计造成29万人患病的甲型肝炎还多少有些印象。但总体而言,相比中风、心脏病、癌症等,流行性传染病已经退出国人致死疾病前十榜单好多年。

所以,面对突发疫情,大家不要慌张,要有信心!

不过在历史上,瘟疫确曾给先民们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往往一场瘟疫,就能导致“死者以十万计”。即便是自古繁华的江南,诸如“城郭邑居为之空虚”“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的记载,也是史不绝书。

瘟疫的爆发流行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复杂现象。早在殷墟甲骨文里,就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可以说,瘟疫在这片土地上流传肆虐的时间,几乎与我们的文明史一样长。

一直要到1953年,传染病在全国人口死因构成中所占比重才开始下降,1954年后才不再居于首位。也就是说,中国人开始远离致死性传染病的魔爪,才不到七十年。但新冠肺炎的爆发再次提醒我们,瘟疫的阴魂其实并未消散。

在这几千年防瘟抗疫的历程中,包邮区人民都遭遇过哪些磨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留下了多少教训?瘟疫在造成“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的同时,又是如何客观上刺进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话还得从头说起。

▲1月30日,杭州文一路航拍。不一样的春节,不一样的空城。

现代所说的“流行病”(epidemic),在传统中国,一般泛称为疫、疠、瘟、温病、伤寒等。目前有确切年代和地点可考的最早一次瘟疫,发生于公元前673年的齐国。但由于时光久远,史料不全,后世所能知晓的先秦时代的瘟疫,总共只有寥寥四次。除了一次的范围波及“天下”外,其他三次都在北方,这跟当时人口的分布状况大致相同。

这样的情形在东汉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瘟疫流行次数大幅增加,时间间隔也愈来愈短。与此同时,随着南方的开发,当地的疫情次数也明显多了起来。

同今人印象中小桥流水、杏花烟雨的江南不同,那时候包邮区的很多地方,还充斥着瘴疠之气与恶毒之物。隋文帝初年的孙万寿曾以“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的诗句,来抒发自己被配防江南的心情。如此环境,发生流行疫病再正常不过。

所以到了三国时期,六次大疫中,就有两次出现于南方的吴国境内。进入东晋十六国,北方只有一次“大疫”记载(397年),其余八次全都发生在东晋统治下的南方。这种南北失衡的情形,跟瘟疫“偏爱”当时南方的水土不无关系。

每当瘟疫爆发之后,朝廷都会派遣大官或“使者”带领太医、医药,前往疫区医治病患。有时候,他们也会采取一些“隔离”措施。比如汉代曾在疫区净空“邸第”,将染病的人集中治疗。而晋代为了防止传染甚至规定,朝臣家中如果有三人以上感染瘟疫,那么即便本身没病,百日之内也不得进入宫廷。

同时,朝廷还会赐“棺木”或钱给那些无力埋葬死者的家庭,并由地方政府收埋那些全家灭绝的死者。

对于幸存者,政府的救济措施通常包括减免赋税、免除劳役、提供食物和生活所需,有时还会给予有偿或无偿的“生产工具”(农具、种子、土地等),帮其恢复“生产力”;或是提供房舍,让因疫致贫的百姓得以安身。

每一次的瘟疫,不仅对政府,对于医者也是极大的挑战,并且往往成为促使医学典范崩溃或转型的主要动力。

汉献帝时期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由于自家宗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死去三分之二,而其中十分之七都亡于瘟疫,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以“伤寒”论述瘟疫的病因、病理和对治之道,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成为中国医学理论的新典范。

而曾隐居于西湖葛岭的晋代道教医者葛洪,其撰写的《肘后方》中,也有不少防治“伤寒”、“时气”、“温病”、“瘴气”、“疫疠”的药方。里面既有用来治疗已感染者的,也有像“度瘴散”、“屠苏酒”、“辟天行疫疠丸”等作为预防之用的。

不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要想完全治愈瘟病是做不到的,所以政府有时候也会借助巫术,来安慰民众。南梁中大通元年(529)6月,建康(南京)一带瘟疫流行,梁武帝便在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而民间也以为疫疠瘟病的发生是“疫神”、“疫鬼”所致。甚至就连汉代学者刘熙在《释名》一书中都写道:“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这些观念,后来渐渐渗透到了许多节日习俗中,像作为宋人迎春重要活动之一的元旦放爆竹,其中就蕴含着驱疫避邪的意思。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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